前一陣吵得沸沸騰騰的學生問題，也就是洪蘭教授掀起的大學學生上課態度問題，看起來似乎塵埃落幕。
在這過程當中，人與人的關心造就了許多論調，而論調對立的地方就行成了爭執，對於原始立場也分成支持與否定兩派，但我想，論調的不一致起源應於個人經驗的不同，因為生活觸碰過的事情造就每個人對於結果的好壞有所不一，其中有些人會犯上了邏輯上的錯誤，例如因為有人沒完成學歷也功成名就，就認為學歷不是重要的。而進而否定學歷的價值。
我想，透過這個論點來說，前面的論點是沒問題，但後面的聯繫就是錯誤，可是卻普遍在批評聲當中，容易出現的批判方式。
學歷的價值在於需求身上，有甚麼樣的職業需要什麼樣的學歷，這是門檻，代表著已知的可做到事情。對於自行創業或是自行創造價值的人來說，已知意味著不需挑戰與探索，因此實在是很方便的路途，可以減少波折，而從前人的腳步當中找出成功的捷徑。
然而在生活上，許多學子卻濫用這個觀點，透過對於成就與學歷的不對等批判來進行對學歷的否定，在很早以前，傳銷拉攏年輕學生休學加入的事件當中也發生過，更早以前，在建中生考上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卻選擇跳樓自殺抗議的事件當中也出現過。我想在人類歷史上，這類的關於學歷批判已有無數的例子存在了。
我相信或許過不久還會有出現學歷解放一類的運動，或著早已經發生過。但是回歸原點，洪蘭教授所引起學生上課態度問題，跟這類的學歷批判其實習習相關，正確來說，學歷批判與上課態度的反撲同樣反映出一種解放的態度。
學歷會遭受批判，主要是因為學歷掛帥的態度使得某些學生的才華與能力被因此壓力，因為學歷意味著社會主觀的重要價值，所以家長們要求孩子們＂雖不必考到第一，但一定要擁有高學歷＂，以及社會有部分人將學歷的完成視為個人地位的肯定。這些影響不外乎是出自於眾人對於社會地位的認同渴望，為了避免被瞧不起或是低人一等，而從過去就要求貴族對貴族，種性制度，文官不對武官，與現代門當戶對的問題一樣。
學歷肯定，造就學生資質被壓迫，而這種壓迫的產生還出自於系統風險，人類的才華無限多，但學歷系所是有限的，因此如果當初有些人有程式設計的才華，可是因為學校只有文學院跟商學院，或是非純粹程式設計的工學院，那麼這類人才的出路就會被壓抑，而如果這類人才的父母又認為法商醫是比當理工人才更好的出路，甚至在他的生崖成長當中更扭曲了他自身能力的最適當路線。
影響美國個人主義浪潮的哲學作家Ayn Rand(中譯:安.蘭德)就曾在他小說著作:The Fountainhead (中譯:泉源)描述過這樣的事情。個人的能力與才華被社會集體價值所壓抑，最終使得每個人都不倫不類，否定自己內心真心所嚮往，只能一味的追尋社會認同來取代自我認同。
學歷的批判與解放思潮來自於如此，學生上課態度的反撲也同樣是來自於如此。學生上課態度要能開放，自由度要高，來自於大學的自主學風，學生的學習不受到壓抑，生活習性也放任由自己搞定，這樣能夠幫助學生提早學習如何自主獨立，同樣的也能啟迪個人價值的展現。意象是好的，也值得如此持續。
然而學生搞不清楚的事情是，如果在校學習也包含為了一種個人能力與社會存活的競爭時，這樣的價值觀與背景可就大不相同。
也就是說，我們的校園學習與工作能力的要求，已經被全球化的浪潮給影響了，因為人才的平行度增加，台灣企業與國外企業已經不需要只從本土當中找尋人才，而是透過國際平台，只需要用同樣的薪水與福利，就能吸引到那些國家開發相對落後，但個人能力相對國內本土優勢的人才青睞。
因此，若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不是建立在人為的興趣與生活身上，還包括一個國家的國力水準，那麼調整教育取向迎合競爭需要，是國家政府與教育首長還有每個國民都該注意到的。
我們國家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是否處在於世界同級的人才身上？同樣的年齡水準，所得到的教育資源跟個人能力的栽培是否足夠支持他在社會或國際當中得到生存？這都應當是屬於國家政府與教育體制的責任所在。
洪蘭教授看到的是，我國大學生慢慢步入＂自由的傲慢＂當中。沒錯，我們擁有民主，擁有自由，擁有高度的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性，卻不能跟競爭力畫上等號，而我們如果是個封閉的國家，資源跟人才還有企業都是只能在自己國內找尋，那麼這種開放的自由，以國民的生存條件來說，是可以放任自由市場來提供供需的，也就是說，每個人的個人能力都可以透過封閉的國家既有明顯的固定需求得到適合的職缺選擇，一個國家若有一千個國民，而全世界就只有一個國家，那麼國家自然可以只創造一千種相互平衡的供需讓每個人都找到最低保障的工作與生活能力。
問題是我國是開放的國際市場，人才的輸出入也是自由的，因此，我們國民所面對的競爭不是來自於國內，實際上是全世界，因此，我們怎能用這種開放教育來面對世界的潮流呢？
更正確來說，歐美國家能夠採取開放自由的風範，不只是出於歷史因然，還包括他們的國內供需允許，他們本身有足夠的資源供給，可以使學生在自由的風氣下得到保障的生活權利，以及就像這次台大醫學院所說的，上課吃飯不代表未來成就不好。因為學生可以靠許多額外的學習來得到成長與成就的需求補足。
然而，我國的額外教育資源有比那些自由度高的歐洲國家的高嗎？我國的內需資源有比那些大陸國家多嗎？我國的語言水準有等同那些使用歐陸語系的國家嗎？
寫到此，我想起震撼主義的作者所描述的文化侵犯，而對於自由市場的批判。就像從西藏流亡出來的圖博人所高喊的：「高經濟水平與建設又如何？那不是我的家！」
台灣人與學子在強調我們應當與國外擁有相同的教育水平時，是否有想過我們的行為與這些人所碰上的問題無異呢？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拿掉經濟，我們擁有什麼樣的基礎才能支撐甚麼樣的建築，我們要求跟國外同樣水平的教育建制時，沒有考慮國內外生活環境的不一樣，這就會產生問題，因為我們還沒有相當的基礎能夠支撐國外的建築，只會產生隱憂。
就像地震後才能知道建築物耐不耐震，當我們現在沾沾自喜我國擁有比大陸還要更接近歐美的學術環境時，面對同樣影響歐美上限的國力競爭時，就可能受到嚴重傷害而落後為台傭了。
我認為，台灣需要一些管理上的改變，回歸政府創立教育所應負的責任，應採取如何面對全球市場的競爭的議題來改造我國的教育所需，國際英語與研發技術性的學院，以及充分體認到我國應屬＂技術立國＂的國家，而非跟歐美土地與自然資源豐碩的國家進行齊頭式競爭，差異化才能為我國教育環境與人民創造藍海機會，我們應強力提升屬於技術性的產業與學業的資源等級（而非系所的多寡），但在此強調，不代表應捨棄一些冷門的學系，這樣就是走回頭路，而是保持學歷系所的開放與創見，但資源集中提升熱門系所的設備等級，而在教育方面，不應稟棄學生的自主性，但應提高並限制教授自由的學分與畢業門檻，將教授容易受限於人情與開課需要而出現所謂的營養學生。
補導學生學習與出路的專業也要提高，許多學生是搞不清楚出路跟自己的興趣與專才來選擇系所的，即使開放學風也無法讓學生找到自己所要的系所轉系，因為學生根本無法認識到其他系所在上什麼課，而課的內容與未來出路又是否是自己所要的生崖規畫。
先前提出的大學教育一年級不分系所這一點很好，但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學生要透過不同課堂的認識來選定自己未來的嚮往的課程，但學生一學期能上多少課？又或著說學生能利用下課時間去圖書館找尋各種行業與學系的出路，但學生社團上發覺自己興趣的與專才的時間也會跟著壓縮，這聽起來是個無理的批評，因為結構上會認為筆者是要求解決方案做到能讓每個學生都能聽到並了解各種系所上課內容，我並非如此。
我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現實關鍵在於那些系所的未來出路身上，而非課程內容當中，許多社會人力資源的浪費不光只是學生沒有選到自己興趣所學的，但更大的問題在於所學的東西在未來時無處可用。
學校本身會競爭，因此設備的提升不是問題，產學合作也能彌補上課與工作內容的空洞化，問題是市場需求的變化太快，學系的系所人數卻無法跟上。
舉例來說，當台灣保險業務氾濫而無法保障每個保險人員的業積成長空間而必須要考核裁員時，保險系是否也能跟著減替招生？因為供需出路的變化太快，某些系所的出路甚至完全建立在國外的職缺身上（例如被冷門的航太工程系。），因國內政府沒有補助足夠的人員生存，市場也無法提供有效贊助空間的泛美術系所，這些出路或許不影響每個學子個人成就本身，但卻無法保障一定基本的普遍生活所需的工作權，被迫要兼職甚至放棄原本所學才能生存下去。
這種結果或許可以稱之為自然淘汰與供需調整，但若以土地資源匱乏的台灣來說，不設法技術立國並保護台灣僅有與國外抗衡的重要資源，也就是人才資源，我們國家能夠強盛嗎？國民對政府與國家的尊重與愛護會提升嗎？
我們國民與國民之間的相處與對未來的幸福感能夠提高嗎？我認為一切息息相關，台灣需要發展國民幸福毛額的辦法，而不是只要能夠應付生存與接受現狀就足夠了。
回歸初始，筆者的批評不在於否定教育，而在於祈求問題的改進，當然，若問題的解析不足與方向不正確，也渴望得到指正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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